我一分钱都碰不到
吴:一讲到壹基金的时候,你的情绪特别激动。
李:其实我不想讲太多自己的感受。做基金,灾难的情况和受灾人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他们接受善款的态度或者中间的贪污腐败,每一个国家都有,会出现基金不到位。我和克林顿总统曾经聊过,在海啸后他负责联合国的海啸紧急救援,当时因为媒体的大肆渲染,使得很多人的情绪激昂,所以作出很多能力所不能允许的保证,比如说捐款一千万,捐款五百万,包括国家、公司,账目出来几十亿美元,到最后入座时对不上号了。
吴:你是怎么保障这个的?
李:这两年我一直在访问调查,第一,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够;第二,透明度不够,后续的工作不够,宣传不够。我在美国创立有基金,在香港也有基金,但是我没有大肆启动,因为海啸,才决定大肆启动。
我关心红十字会从2005年就开始了,你知道我在拍摄《霍元甲》时所做的那些大学访问,资助一百万的心灵问题。除去自然灾害,在发达国家有心理问题。这可能是大家不爱听的一个问题,就是自杀问题。中国红十字会的资料告诉我,中国现在有三千万的年轻人有心理障碍,在大学年龄段有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二十五,四人当中有一个人是心理压抑,自闭、困扰、抑郁,很严重。我调查了很多结果,没有一个基金针对这方面有过关注和关心。我们对于艾滋病、环境污染、白血病、大型自然灾害、贫困的人、上不起学的,关注都比较多。为什么我们却忽略了有能力上过学的、有一定物质基础的人?他们将来是这个社会的栋梁,是国家的未来。他们都在独生家庭长大,因为物质的高度发展、媒体的轰炸,推出各种物质的吸引,所以这些人在十六七岁或十八九岁接受太多资讯,还不知道如何独立面对生命,如何帮助他们自己关注和战胜心理困难,而他们就轻易放弃生命,或者遇到障碍退学,那不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的壹基金和红十字会合作,马上启动。
吴:这期间是用什么途径?没有地域范围吗?
李:每个国家的法律机制不一样,每个地区的基金应用的限制也不一样。我选择红十字会是因为我喜欢它的精神,和我的理念一致:透明,公正,独立,人道。其实跨过很多人类结构性的问题,经过痛苦的改造,基金改名为李连杰壹基金,是因为想用李连杰这个名字来推广市场。我们中国红十字会筹款只能在大陆,其他国家的红十字会也不能到中国来筹款。这是区域的限制,也是我后来用李连杰名称的原因,因为李连杰壹基金它并不是一个法人组织,它只是我想的一个概念,我一分钱都碰不到。钱是在中国红十字会,我个人的概念可以向全球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人伸出手,那么就跨过了很多限制。
希望媒体监督款项用途
吴: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参与这个捐助?
李: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到公正、透明?这是关系到捐款人信心的问题,钱是在政府的手上。在红十字会,我一分钱碰不到,但是用途我要参与。红十字会要向基金说明我们要用到哪一个专款专项,每个专项他申请,然后我们批准他去运用。我负责筹款,红十字会负责去用。第二,我能做到的就是联系一大堆的义工,做一个义工团队。他们比普通人每年多一个固定的捐款。这其中有很多义务。我希望媒体加入,做一个监督的组织。社会的各种黑暗面都是媒体报道出来的。我会坦然地每三个月在报纸、电视、网站,把资金筹到多少、如何运作都会公开。希望媒体带着义工监督红十字会是否每一个专款都落实到了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手上。
吴:这些年你统计过自己筹款的数目吗?
李:我要打破这个概念。慈善不是一个竞赛。我一直跟很多明星说,这不是比赛。你捐五块,他捐一百块,不要比较。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就好像我不能和李嘉诚比。但是,善良是人人都有的,只要用心付出爱就可以,所以我才提出一块钱。今天付出一块钱,也许十天后再付出一块钱,十年后的中国,将可以做到日行一善。每天拿一块,慢慢积攒。做慈善不要比赛,一比赛就会有人退出。就好像我没法和刘翔比。慈善不是只能有五百强才做。中国有美德传统,做点善事积点德。有人在媒体面前出了一百万,回家后悔半天,还不如你就出一块钱,因为心是最重要的。对周围人、对下一代都有影响和帮助。我们人的成长是经过他人的帮助才有的今天,有能力时回馈一下别人,不要去计算,心是不能计算的。每个人如果能付出一点点,相信将来中国的慈善事业会像社会的经济一样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