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阿强13年同志夫夫生活

重逢和认同 VS. “找到组织了！”和“我原来不是病人！”（1999-2001）

经过一年的思念煎熬，阿强意识到分开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他决定把阿伟也接到广州来。1998年下半年，他开始做生意，经济条件好了起来，计划慢慢得以实现。1999年初，两个人终于在广州团聚了。在从火车站回家的路上，两个人牵着手，心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重逢冲淡了阿强内心的困惑和烦恼，彻底的开悟则要拜互联网所赐。2000年，阿强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同性恋网站。原先他以为，全世界只有他和阿伟是这样的人，没想到原来人群有3-5%都是同性恋。更重要的，同性恋不是变态，不是病，更不是犯罪，只是性取向不同，就如同人群中有人是左撇子一样。原来如此！他就像一直淹没在黑暗中的人突然看到了光明，心中豁然开朗。

他和阿伟开始规划未来的生活。老家观念保守，因此他们选择在广州这个相对宽容的城市定居。2001年，他们买了房，有了温馨的小家。邻居以为他们兄弟或铁哥们，他们选择不做解释。因为以后不可能生育子女，他们为自己买了养老保险。能想到的，能做到的，他们都努力了。阿强想，天地之大，总能容下一对普通的夫夫。

2000年前后，由于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生活在城市的同志开始通过网络寻找同类。阿强的感慨具有普遍性：原来在这世界我并不是孤独一人。有同志这样回忆当时见到满屏的网友交友信息时的激动：“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突然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我差点哭出来！”

2001年，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同性恋首次不再被划为心理异常的病态。很多同志郑重地保留了当时关于这条新闻的各种剪报，作为日后与家人出柜时的重要武器。他们欣喜地喊出了“原来我并不是有病的人！”学术界认为，这是继1997年的《新刑法》将加在中国同性恋身上的“罪人”束缚去除之后，新的《诊断标准》进一步撕掉了贴在他们身上的“病人”标签。

2000年以后，同志网站渐呈现燎原之势。

2001年，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同性恋首次不再被划为心理异常的病态。

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节目，这是中国电视媒体首次关注同性恋。

2001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在北京大学举行。

安居之后开始乐业。两个人一起做起了物流生意，由于二人的吃苦耐劳，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收入的稳定也让阿强想做些一直想做的事。2004年，他参加了智行基金会在广州的同志防艾志愿小组，很快成了一名积极分子。

2004开始，一样叫博客的东西在中国互联网中流行。早年在南京买的那份杂志让阿强从反面认识到了媒体的力量，他朦胧觉得博客会是一个很有力的表达工具。2005年初，他开始在天涯开了博客，成了国内最早一批博主之一。后来他发现天涯的影响力有限，又改驻新浪。写博客的目的，正如他在博客公告栏写的，就是“为异性恋人群打开一扇了解同志的窗口”。在网上“同志爱人”扎堆的博客中，他为自己的博客起名叫《夫夫生活》。

那时，正是他和阿伟一起打拼的时候，共同的生活和生意让夫夫间的乐趣信手拈来，他如实写进博客。对于千千万万还在对外躲闪撒谎、跟自己较劲，已经心力交瘁的中国同志来说，“夫夫生活”那种在一切柴米油盐中都能反射出阳光来的境界简直成了一个可望又可及的传奇。在新浪首页推荐了几篇博文后，《夫夫生活》的访客激增，当有读者天天催着快点更新的时候，阿强意识到也许应该投入更多精力到这个平台中了。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并记录与同志有关的人与事，为主流社会的反歧视和同志社群本身的建设而呼吁。2005年底，阿强应协作方智行基金会的邀请亮相了复旦大学的同性恋课程。在几百名蜂拥而至的大学生和媒体面前，他和阿伟携手讲述他们十年来的夫夫生活。这是他第一次高调亮相媒体，更是中国第一次有同性伴侣面对大众媒体。课程结束后，凤凰卫视、广州电视台、信息时报等媒体先后报道了他们的生活，网上的转载更是不计其数。李银河教授邀请阿强一起出席了广州的“性文化节”和武汉的“2006中国性健康文化博览会”的“同志面对面论坛”，面对这些大场面，阿强侃侃而谈，恳切中不失聪明。他成了很多国人平生看到的第一个活生生的同性恋。在轰动一时的复旦同性恋课程过去快三年之后的今天，当时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读大二的曹颖仍然对夫夫二人记忆犹新：“他们看起来一点不象我想像中的同性恋，很男人，阿强很会说话。阿伟好象不怎么说话，大部分时候看着阿强讲。”

复旦课程、这些活动以及报道让《夫夫生活》以及他们的生活更受关注。一句话，他出名了。他的私人生活第一次与公共生活交织到了一起。从那时起，不只是他在观看别人，他也开始被别人观看。

但耐人寻味的是，除了在复旦的课堂，观众们看到的“夫夫生活”男主人公永远只有一位——报纸和电视上永远只有阿强的脸，博客上永远只有阿强隔三岔五披露“肥仔今天如何如何”。阿伟成了“阿强背后的那个男人”，以至于众多网络粉丝要求一睹阿伟庐山真面目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阿伟依然神秘。

互联网的普及也反映到同志人群，在此期间出现了大量同志网站，几乎每个省都有一个以上的同志网站或聊天室。在有些省份，甚至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同志网站。这使得同志的自我认同意识迅速高涨。同时，因为互联网的快捷和立即可及性，同性恋人群交往的成本大大降低；同志交往场所由互联网时代之前的公厕和公园一统天下的局面变成室外（公园和公厕）、室内（酒吧和浴室）和网上三分天下的格局。特别是后者的交友功能更受青睐，一位同志这样讲述同志网站带来的变化：“现在我是不看样品（指网络视频或网上发送照片）不下单（指网友双方线下见面）。”官方和更多的学术界人士开始谨慎关注这个群体。

2004年，中国卫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中国男性同性恋人数及艾滋病感染的数据。

2005年，第一届同性恋大学生夏令营在北京举行。

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同性恋与AIDS预防专题节目“以生命的名义”。

2005年，复旦大学开设本科生公选课《同性恋研究》。

2005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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