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涛：拍同志影片的民间导演

同性恋题材只是我关注的一个点

　　韩涛因《宝宝》而进入同性恋影片导演行列，但拍完至今他再未拍过此类影片，甚至片子的主人公，他也失去了联系。

　　《齐鲁周刊》：《宝宝》完成三年了，故事的主人公有没有受到您影片的影响，生活等方面发生变化？宝宝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韩涛：变化，应该会有吧，但至于受到什么影响，我不清楚。《宝宝》里面的所有人物，都会有各自的生活，我们并行不悖地过日子。我最近和他联系还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我和宝宝通过一次话，记得他说已经离开济南，正在新疆当演员。希望他的生活会很好。

　　《齐鲁周刊》：中国人对同性恋者的态度这些年来有什么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韩涛：社会对同性恋认识的尺度越来越宽松，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敢于公布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但是像国外一样对同性恋认识的尺度现在放在国内还不大现实。我觉得这主要还是中国的传统理念在作祟，要知道，他是不是同性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社会的一份子，对社会做过什么。

　　《齐鲁周刊》：像张国荣、蔡康永、关锦鹏等明星都承认过自己的同性恋的身份？作为一个平民导演，您认为这些明星的同性恋与普通人的同性恋有什么不同？
　　韩涛：作为同性恋，他们与普通人都一样，不同的只是观众对他们的态度，他们是公众人物，是大众意义上的偶像，可能这种社会影响更大一些。

　　《齐鲁周刊》：国内外目前主要有哪些同性恋电影节？您觉得这类电影节，对同性恋者会起到一个什么意义？
　　韩涛：同性恋电影节太多了，像洛杉矶、旧金山、香港、北京等等都有同性恋电影节，同性恋电影节会让更多的人更普遍更直观地了解到同性恋，乃至理解并接受他们。

　　《齐鲁周刊》：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平民电影导演身份”？
　　韩涛：我喜欢用电影表现普通百姓的最简单而质朴的生活和思想，所以我把自己的工作室命名为“平民电影”，当然，“平民电影导演”只是一个称呼而已，我更关注的是电影本身，而不是一个导演的身份。

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导演

　　韩涛，这个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年轻艺术家，在不放弃油画专业的同时，尽管已经拍了十年电影，但他依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导演。

　　《齐鲁周刊》：你是怎样走上导演道路的？
　　韩涛：我没有系统地去学习导演，但我对电影一直很痴迷，可我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导演，毕竟电影不是我生活的全部。
　　记得第一次拍片是在1998年，那是一部只有20分钟的叫《塑料》的片子。那时，我对镜头和剪辑都不太成熟，拍起来也比较吃力，现在好了，有四五个助手在帮我忙，不像以前那样吃力，那时太辛苦了。

　　《齐鲁周刊》：看了您的博客，了解到除了导演，您还关注油画、版画、音乐、雕塑等艺术领域，请问您在这些艺术领域取得过什么成就？是什么原因使您迷恋上这些不同的艺术领域的？
　　韩涛：所有的艺术都是相通的。成就谈不上，我只是在认真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从小学习绘画。无论是画画还是拍电影都只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在我看来，都一样。
　　我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电影上，画画和其它艺术形式是我赚钱的手段，中国当代艺术很火嘛！

　　《齐鲁周刊》：目前，你一天的工作安排通常是怎样的？你在拍片中感受到的最深刻的事有哪些？你的近况怎样？
　　韩涛：不固定，我不会去规划这一天的工作，只是会制订一个大的时期的工作方向，在循序渐进完成过程中，我还会应付许多突发的事件，比如朋友到访等一些事情，生活不确定， 
　　你不知道一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不过，拍片是很幸福也很辛苦的一件事，但是每次剧组结束就有一种失落感。
　　我最近一直忙于北京宋庄电影资料馆和个人工作室的建设。另外，今年在国外有几个个展计划，9月底，我的下一部影片《馒头》要开拍，这也是正在为选景和演员做准备。

　　《齐鲁周刊》：您马上就要去出席德国慕尼黑电影节了，您能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韩涛：我6月20号，带着新片《大雾》参加慕尼黑电影节，《大雾》讲述了农民、知识分子等不同身份的群体集会，阐述了社会的不同阶层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参加这个电影节，主要是想去逛逛，我参加的所有电影节都是导演聚会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喝酒。反正我也不懂德语，听说那边啤酒挺好，不是为了电影，就是为了喝啤酒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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