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拍“同志影片”,也并非国际大牌导演的专利,有一个山东莱芜的“平民导演”韩涛,就用三年时间拍成一部同性恋影片《宝宝》。

我为什么拍摄同性恋影片?
韩涛看惯了太多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却发现“大部分电影是在讲同性恋的感情生活”。于是,“特别想了解现实生活中的同性恋真实的生存状态”的他,从2002年到2005年用三年时间,完成了纪录片《宝宝》。
《齐鲁周刊》:您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的?
韩涛:2002年的一天,我和艺术家高氏兄弟(高兟、高强),写小说的鲁飞飞,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焦应奇老师到济南的一家饭店吃饭,聊天时,鲁飞飞说这家饭店的老板人称宝宝,好像是同性恋。
当时我就对宝宝产生了兴趣,于是我找到他,问能不能拍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没有想到的是,当时他丝毫不避讳自己的身份,欣然答应了,第二天我就找到他跟他聊了很多。
宝宝当时是一个在济南打拼的外来流动人口,他的勤奋与聪明使他由一家小餐厅老板变成茶社经理,后来又成了一家酒吧的大堂经理,我想通过这部片子记录以宝宝为主线的济南同志圈的生存状态,阐释这个特殊群体与当今社会的互动关系。
《齐鲁周刊》:当您要拍这部影片时,您身边的朋友,亲人怎样看待这件事?在拍片的三年中,您遇到过什么挫折和最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韩涛:我记得在拍片时,有些朋友很不能理解,很是担心我的安全。当然朋友大多都抱着猎奇的态度看待此事,他们会觉得同性恋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群体,会发生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家人都很支持。
拍片的时候,认识了好多朋友,有的到现在还一直联系,可惜的是拍摄的好多素材不能剪辑到影片里,是因为影片内容涉及到个人隐私,我怕给他们家庭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齐鲁周刊》:在所有拍过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导演中,你印象最深刻的导演是谁?对您最终拍摄《宝宝》起到了什么影响?
韩涛:德国著名导演法斯宾德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的所有电影我都看过,他本身就是一个双性恋,他的电影在电影史上很有突破性。至于影响,有,但是不大,原因是因为我拍的是纪录片,而他拍的是剧情片。
《齐鲁周刊》:在影片反映的主题中,《宝宝》与其他同等题材的电影有什么不同?《宝宝》获得过哪些成就和影响?
韩涛:我看了好多关于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大部分电影是在讲同性恋的感情生活,而我特别想了解现实生活中的同性恋真实的生存状态。
《宝宝》参加过巴西同性恋电影节,第一届北京DV电影节,第二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中国艺术三年展,第三届纪录片交流周等等。2005年,《宝宝》由北京北影录音录像公司出版发行,发行公司把我的影片改的乱七八糟,可能有机会将会和其它的发行公司合作发行导演版。
《齐鲁周刊》: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副教授,电影导演、作家编剧并出演过同性恋题材电影《男男女女》的崔子恩, 1991年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之后,随后被校方撤消了讲师资格和降薪一级……您如何看待“崔子恩的遭遇”?
韩涛:很显然,当时同性恋者很难被大众接受,是大环境里的边缘群体。
崔子恩2001年,已经重返讲台,并且在学校公开讲授“同性恋电影”和“中国地下电影”两种主题课程,现在校方让他恢复讲课,也说明,同性恋这个群体,正在被社会所逐渐接纳。
我和崔子恩很熟,他被媒体认定为“大陆公开同性恋身份第一人”,2005年,他在北京组织“大陆首届同性恋文化节”,也遇到了很大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