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的中国慈善故事

　　早上8点，庄浩(化名)就来到位于潘家园的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一个月前，这位北京某同性恋非政府组织(NGO)的代表接到主管部门的通知，要在这里接见比尔·盖茨。

　　不到一个小时后，一辆别克商务舱旅行车驶抵疾控中心。在两名保镖的护卫下，盖茨身穿浅灰色西服，面带微笑走进大楼。接下来，庄浩、其他NGO的代表，以及几名艾滋病感染者和盖茨坐到一起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闭门交流。

　　这是2007年的4月18日，比尔·盖茨第十次中国行的第二天。7个月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正式宣布，五年内捐资5000万美元，帮助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传播。

首家海外办事处

　　对于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以及高危人群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福音。近10年来，盖茨基金会已在非洲、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开展防艾工作，10年过后，艾滋病依然是全人类最严重的挑战。在拨给中国的5000万美元中，2000万美元将交由中国卫生部，剩余的3000万将提供给中国民间NGO，其目标对象是13个中国大中型城市以及海南省的男男性行为者、暗娼和静脉吸毒人群。

　　在盖茨基金会全球所有的援助项目中，防艾是投入最多的一个。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叶雷说，这是盖茨将选择防艾作为中国第一个项目的原因之一。

　　其实，早在几年前，盖茨基金会在印度启动防艾项目时，盖茨的注意力就已经转到中国。2004年夏天，盖茨展开他的中国之行，叶雷获盖茨邀请，和中国的疾病控制专家、NGO代表、艾滋病感染者一起参加了一个圆桌会议，叶当时的身份是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全球艾滋病项目中国办事处主任。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盖茨基金会在华布局的开端。

　　此后，盖茨基金会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调研准备工作。一方面，盖茨基金会每年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中国高危人群中考察防艾现状。时任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副处长关宝英向《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这两年，我带他们去了北京市的男男同性恋场所、针对吸毒人群的美沙酮治疗点等地进行考察，他们问得非常详细，不仅仅和医务人员聊，还问到门诊服药的人员服药前后的情况。”

　　另一方面，在位于西雅图的盖茨基金会总部，对于用什么样的工作模式在中国开展项目，基金会内部也在反复争论。“有好几种模式。一种是把经费交给美国的国际组织，让它们到中国经营；第二种是盖茨基金会在印度的做法：雇一些专业的人员到当地操作。第三个模式是在中国建一个代表处，直接把经费交给当地政府和NGO操作，我们做技术和管理支持。”叶雷回忆说。

　　抉择的过程有些漫长，大约过了一年多，盖茨基金会才决定用第三种工作模式到中国开展项目，不过，新的麻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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